| 上限是通胀，下限是增长，上限突破了，百姓要骂娘，下限跌穿了，中国难图 强。
七、八月份，正是全年最热的季节，但对于履新半年的新一届政府来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挑战，却是“压力山大”，能否守住通胀上限和增长下限，大家关心，全球关注。
按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和中央银行家的实践，通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尤其是在物质和服务供应并不短缺之时，若货币供应过多，通胀在所难免。从这一角度观察，下半年要守住3.5%的通胀上限，关键是不要过多、过快地放宽货币政策，尤其是不能总量过于宽松。
从全球来看，随着美国经济并不软弱的复苏，美联储开始着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中期走强已成定局。欧元的情况复杂一些，因为欧盟经济依然低迷，下半年欧洲央行不会主动收紧货币政策，但进一步放松的概率也不大。日本的情况则需高度关注，安倍政府上台后推行的日元量化宽松政策，似乎已在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经济和 人民币汇率均构成挑战，但是，中国仍然无须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日本竞争，相反，日本经济进一步复苏所引发的需求增长，对于中国出口地适度增长并不是坏事。
从中国自身来看，央行在7月19日大力推进贷款管制放开，令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存款利率上限尚未完全放开，但通过资金的价格手段(利率)进行资金流向和配置调节，显然是比总量宽松更重要的货币政策取向。虽然有6月份的短暂钱荒警示，但央行非常清楚，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并不缺乏，问题在于流向，而流向可以在基准利率基本不动、但市场利率自行议价的情况下有明显改善。也可以说，随着利率市场化、尤其是现在已经实现的贷款利率市场化，央行已经部分解除了动不动就调利率的连带责任，从而可以更灵活地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有针对性的预调和微调。
只要总量上的钱管住，不乱放松，推动通胀快速上升的最大变量就控制住了，除非商品和服务供应明显减少，否则通胀很难大幅攀升，即使下半年在一些具体商品门类上有一些季节性供需起伏因素，守住全年通胀3.5%的上限，并不是什么难事。
商品和服务供应会否减少，核心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是否衰退？三驾马车各起什么作用？大家寄予热望的城镇化等新增长动力能否迅速发挥作用？我的答案是谨慎乐观。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下半年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和改革方略，近期正初步成型，只待秋季三中全会定盘后，即可从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明年两会形成完整的执行计划。这就是说，政策性的不确定因素在下半年将变得确定，新一届政府将在继承和消化前任遗产的基础上放手施政，这将极大提升各界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全年守住7%或7.5%的GDP下限不成问题，相应的就业增长水平也不会失守。
从三驾马车的贡献看，投资和 消费仍将两头并进。先说消费，过去三十多年，消费对 GDP增长的贡献稳定在3.5至4.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受政府八项规定限制消费支出等影响，消费对 GDP的贡献仍然有3.4个百分点，受季节因素刺激，下半年消费对GDP增长可预期的贡献应超过3.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即使是保增长的7%下限，有一半将是靠得住的。略为麻烦的是净出口(出口减进口)，今年上半年仅贡献0.1个百分点，下半年贡献仍会接近于零，因为中国进口在继续迅速增长，虽然随着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经济复苏和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中国出口在下半年适度增长或可预期，我们权且继续把净出口的贡献忽略。
剩下的GDP增长贡献，就只能来自投资了，这一点其实是最不需要担心的，除非我们自陷于所谓“中国必须迅速转向消费驱动增长”的教条主义框框。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速明显放缓，但投资对GDP的增长贡献仍然多达4.1个百分点。虽然中央一再强调，不会再采取类似2008年底那样的4万亿刺激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决策层视投资为无物。
中央的意思其实是说，新的投资增长将不再由财政投资唱主角，而是要推进国企和民企、政府和民间、机构和个人投资的协调增长。从实际发展阶段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处于增长上升期的经济体，且不说东部的基础设施更新需求，至少中、西部的路桥港站等基础设施建设远未完成，在城镇化的大浪潮之下，整个中国涉及保障房 、教育、医疗等日常需求的投资仍然有巨大缺口，在金融、互联网、电信、物流、交通、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机遇更是层出不穷，国企和财政投资会以适当方式和规模进行各种投资，尤其是在一些利润仍然丰厚的领域，它们的投资有增无减。至于民企和个人，缺少的不是投资的资金与意愿，而是各种投资限制需要打破，相应的法律保护需要加强。
从政策选择上看，要守住7%或7.5%的增长下限，并不需要新一届政府使出吃奶的力气，而仅需几项关键政策切实调整到位，确保投资对 GDP的贡献不低于4个百分点即可，从预期来看，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难事。比如，所谓鼓励民间投资，不能多年来只停留于决策层的口头和书面表态，从下半年开始必须落实为一条条可执行的具体政策：
一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放开各类投资限制，尤其是那些一直以来只许政府和国企干，不许民企和个人干的事，通通放松限制，加大准入空间，并在不远的将来完全放开投资限制，让有条件、有能力的任何资金自由投资，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继续全面实施结构性减税计划，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税负减轻，力度要更大，范围要更广。企业税负越轻，利润就越多，若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必然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若员工扩大消费支出，也有利于刺激消费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增长，总之都是好事，并将最终把让利于企业的税收，以更好的方式回归社会并部分回流政府税收收入。
让人保持乐观的是，在放松投资限制和减轻企业税负两方面，新一届政府都已开始行动。而要指望相关行动的幅度更大，核心问题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整体规模瘦身，从而减少对巨额财政收入的依赖。也就是说，守住增长下限的关键，是进一步改革能否真正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让全体人民、而不只是政府和国企，成为新的投资与 消费增长的主力。
种种迹象表明，新一届政府显然有这个认识，也有这个决心，接下来就是具体行动和实施时点。下半年只要央行控制货币供应总量不乱放松，政府切实放开投资限制并全面减轻企业税负，让大家形成明确的增长预期，民间投资与消费必将转向良性循环，分别贡献3.5至4个百分点以上，没有什么悬念。由此，控通胀的3.5%上限不成问题，保增长的7%或7.5%下限也不是问题，2013将因此成为中国增长的积极变阵年。
(作者为《财经》杂志执行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文中观点仅为个人看法，不代表所供职机构的意见，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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