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1日，北京雁栖湖，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发言。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0日在APEC欢迎晚宴上的致辞，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
习提起这几天北京的环境，用说家常的方式讲，“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以便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时感觉舒适一点。”
“好在是人努力天帮忙啊，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好多了，不过我也担心我这个话说早了，但愿明天的天气也还好。”习近平略带幽默地说。
习甚至还主动提及了“APEC蓝”。主人家招待客人，并没有避讳问题。
“也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习近平说，“我们正在全力进行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中国梦中很重要的内容。”
澎湃新闻从电视直播画面注意到，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凝重。
而作为欢迎宴会会场的“水立方”，内部也用画着青山绿水的背景环绕，似为另一种形式的宣誓。
之所以选择“水立方”为会场，习作了解释：“水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2000多年前，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意思就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涓涓细流，泽被万物。”
这段介绍精简、通俗，但传递的意思并不少。“上善若水”，既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治国理政智慧，又表明了中国发展采取“利万物而不争”的态度。
这次宴会的致辞，习延续了一贯的短、实、新的语言风格。
习讲话再造官方话语体系
2013年12月9日，《学习时报》刊发署名“文秀”的文章：《习近平讲话的语言风格及特点》。
文章概括了十八大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讲话，包括大量的批示、演讲、访谈和信件等”的8大特点。分别是：善于用讲故事、举事例、摆事实的方式同频共振、凝聚共识；善于用大白话、大实话和群众语言深入浅出、解惑释疑；善于用聊天式、谈心式的语气娓娓道来、触及心灵；善于用极其凝炼、高度概括的话语提纲挈领、大开大合；善于用问题开刀，拿现象作靶开诚布公、振聋发聩；善于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元素广征博引、纵横捭阖；善于用诗一般的语言抒发大情怀、展现真性情；善于用可亲可敬、平易和蔼又从容淡定、沉稳大气的肢体语言和语态眉宇传神、灵动善融。
文章评论道，“这种语言风格和特点，充满吸引力、感染力、感召力，对纠正领导干部讲话中的假、空、长等不良风气，有很重要的意义。”
2014年1月20日，《学习时报》再发题为《纠正干部讲话“假大空长”陋习——习近平话语风格的实践意义》的文章，署名也是“文秀”。
文章自带的编者按写道，2013年12月9日，作者在本报刊发了《习近平讲话的语言风格及特点》一文，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为了更好地引导领导干部切实转变话风，作者又撰写了本文，以期有效纠正干部讲话“假大空长”陋习。
文章开篇写道，“探究和总结习总书记讲话的语言风格及特点并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在于引导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以此为方向、为标杆、为镜子，对照检查、习之用之，切实转变话风，认真纠正讲话中的‘假大空长’陋习，构建起与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相适应、相符合的话语体系。”
《学习时报》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以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
2008至2012年，习近平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多次对党政干部提出改进文风的要求。
他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后，中央通过的八项规定中，就有切实改进会风文风的具体要求。
署名“文秀”的这两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向各级领导干部发出“再造官方话语体系”号召的使命。
“修改政治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
中央和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改造官方话语体系，有一篇13年前的文章可以作为参考。
2001年2月，时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的李书磊曾发表过一篇长达9000字的论文——《再造语言》，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党八股”——这个世纪顽疾的研究。
李书磊写道，党八股虽然是一种顽症，几十年间未曾断绝，但细细考察起来，这其中还是有些变化与分别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党内高层比基层的党八股要少一些，体制中心比边缘的党八股要少一些。
他继续写道，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人最少党八股，这是公认的事实，毋庸多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与高级干部的讲话、文章也多有为人称道者。
“或许，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个过人的政治家他才会那样迫切地关注文风与语言。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仅是政治工具，还是政治本身。”李书磊如此分析。
“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民族来说，语言特别能体现他的质量、品格、气象与气数。”李书磊写道，“你一张口就暴露了你是谁，想瞒都瞒不住。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
在文章中，李书磊还对学院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近况做出了自己的观察。
根据李书磊的观察，作为社会文化的学院文化与大众文化已经摆脱了党八股的程式与语言，呈现出相当活跃、相当丰富的状态，并且相互之间在全国乃至国际的层面上保持着无障碍的沟通、交流与论争，从而更增加了它们的活力。
“当然，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文化工业也都形成了一些新的八股腔，但它们同千人一面的党八股不再是一种东西，且学术界与文化界也在很迅速地生长着对这些新八股的批判、校正与免疫能力。”李书磊写道，“应该说社会文化这种比较活跃的状态是一件大好事，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与基础，也是提高中国文化竞争力、抵御‘文化帝国主义’的必由之路。同时它也是主流话语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千呼万唤的结果，它表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开明与社会进步，我们只能希望、推动它更加活跃而不可作他想。”
不过，李书磊也表达出了自己对于主流话语的遗憾：在这种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映衬下，主流话语常常显出较为明显的党八股色彩，常常表现出一种自我封闭、自说自话的倾向，未能与纷至沓来、激荡不已的新思潮、新词汇形成充分的交流与碰撞，并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丰富、壮大自己。
李书磊举例，各级官员的公开言论常常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官样文章，大报大刊的文字也常常苍白贫乏、欠缺文气与文采，常常是空洞的漂亮话而不是真正的漂亮文章。想起来真是冤枉得很，主流话语引领出来的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却未充分地惠及主流话语自身。
其时，还是中央党校一名“教书匠”的李书磊感叹，新鲜、深刻、真实的话语代表了执政党的正心诚意，代表了执政党理解世界、领导国家的能力，也是它团结社会、动员人民的力量源泉。
“如果一个执政党因党八股之困而减弱了其文化影响力并进而危及到自身与民族生存，那就应是它奋起从思想上与体制上反对党八股的时候了。”李书磊说。
公开简历显示，李书磊出生于1964年，河南省原阳县人，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就考入北大图书馆学系，当时班上很多同学年纪比他大一倍，有“北大神童”之称。
1989年12月，李书磊在北大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就进入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工作，历任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主任，培训部主任，校务委员、培训部主任，校务委员、教务部主任。2008年起，李书磊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其时，习近平正是中央党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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