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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我们应有全面的认识。经济下行趋势确实存在，压力有，问题有，而且会持续一段时期。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看到改革的全面推进。只有将这3个方面综合起来看，才能全面认识新常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应多层面观察新常态下的经济运行
观察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形势，至少应有3个维度：一是数量、规模维度，二是经济运行效益和质量的变化，三是改革的进展。这3个维度对应着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3大特征
“2014年的主要经济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一些分析者仅仅关注这一表象，对中国经济发展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少数人甚至将这种状态与‘经济衰退’甚至‘硬着陆’等量齐观。这种看法肯定是不全面的。”李扬代表表示。
李扬代表认为，观察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形势，至少应有3个维度：一是数量、规模维度，如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CPI和PPI走势、财政收支变化、货币供求、国际收支等，这一维度展示的是经济运行的数量侧面；二是经济运行效益和质量的变化，这一维度展示的是经济运行的质量侧面；三是改革的进展，这一维度展示的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变化，它揭示的是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性。这3个维度对应着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3大特征。只有将这3个维度密切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中国经济的状况及未来发展有清晰的认识。
从这3个侧面综合分析当前形势，李扬代表的判断是：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开始脱离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正逐渐向更强调质量、更强调效益、更注重创新、更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更重视民生改善、更具可持续性的轨道过渡。
降速提质增效是新常态下的关键变化
经济增长要关注量的变化，更要关注质的提高。我们一直希望经济增长机制从投资增长型、外需引导型转变到内需引导型，这个希望，在2014年开始实现。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着速度略有下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的新常态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有所提高，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的动力逐步实现均衡发展，这些都是新常态下的积极变化。
“经济增长要关注量的变化，更要关注质的提高。这种提高，表现在效率和质量方面。”李扬代表说。首先，2014年我国劳动生产率较2013年提高了7%，显示出效率对速度的良性替代。从经济结构看，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增长8.1%，超过了第二产业增速0.8个百分点。这一变化，导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8.2%，同比提高1.3%，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这正是我们多年来孜孜以求但一直没有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在2013年实现了，2014年则巩固了这一趋势。从增长的动力上看，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达51.2%，比上年提高1.3%，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4个百分点。自上世纪末以来，我们一直希望经济增长机制从投资增长型、外需引导型转变到内需引导型，这个希望，在2014年开始实现。
长期以来，我们希望经济发展能够在较低能耗、较低水耗和减少排放的基础上进行，但长期未能实现。2014年，这些目标开始显示出实现的可能。例如，2014年GDP能耗下降4.8%，超出了预期0.9个百分点；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以上，超过预期1个百分点；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是64.4立方米，同比下降5.6%，等等。另外，虽然增长速度下降，我国依然保持着居民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速、农民纯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这样的“双超”良好态势。2014年，中国城乡收入比近13年来首次降到3倍以下。同时，2014年我国国际收支差额继续保持着占GDP之比低于4%的态势，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继续下降。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着速度略有下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的新常态。
李扬代表特别指出，一些发生在局部地区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例如，2014年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投资增长率为6.5%，这个组合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期以来，投资增长率2倍甚至多倍于GDP增长率已成通则，这本质上反映的是投资主导经济发展的传统增长模式。上海的这一变化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突破了上述通则，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投资与外需之外的动力，特别是创新，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改革构成新常态的重要内容
观察中国经济形势，必须有改革这个维度。2014年，我国重大改革接连不断，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深入推进自贸区建设、全面推出财税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性
“观察中国经济形势，还须有改革这个维度。”李扬代表强调。
2014年，我国重大改革接连不断，仅在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就有近50项改革措施开始实施或已推出。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2014年，行政审批制度再度减少300项，适应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我国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体制变化的要点，一是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二是对企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从长期战略上看，这些制度安排将复制到全国。因此，面上的减少审批和点上的自贸区试点是相互呼应的。这是一个其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商事制度的变化。商事制度简化了，过去对兴办企业的限制大规模减少了，人们办企业、开公司、创业就容易多了。在这样的变化下，2014年，1300万个新企业建立起来，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而且集中于服务业。试想，假如一个企业吸纳一个人就业，那就能提供1300万个新就业岗位。应当说，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就业仍实现了增长，正是这样得到维持的。
第三个变化发生在社会保障领域。2014年末，我国启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并轨，此前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制度都有进一步的改革。这些制度形成了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安全网”。近年来，我国宏观管理体系可大致概括为3句话，即宏观稳定、微观搞活、社会制度托底。可见，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安全网”，这个“安全网”在去年基本织就，它保证了我们能够承受较大的增长率变化冲击，从而从容进行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换。
第四个变化是自由贸易区有了扎实的发展。对内，在2014年底，原先只在上海的20余平方公里上试点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践，开始推广到天津、福建和广东。与此同时，对外，为应对TPP、TTIP等由其他国家主导且对我国不甚友好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我国稳步地与一系列国家和地区，包括一些发达经济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已达10余个。上海自贸区建设、自贸区原则在全国的复制，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陆续签署一系列自贸协定，不仅表明中国在坚定地沿着市场化的方向推进改革，而且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负责任大国，正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五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在2014年全面推出财税体制改革。由于这项改革涉及面极广，它将分步骤顺次展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历史地看，正是因为我们在1994年对财税体制进行了改革，其后的20余年我国的高速发展才有了适当的环境。如今，面对经济新常态，20年前形成的财税制度已难以适应，我们需要有一个更为现代化的财税制度体系，而且作为其他改革的制度基础，这项改革宜在全面改革推出之初展开。
李扬代表说，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全面变化的综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熟知且高度关注的数量型指标正发生着向下的变化，而我们过去陌生且重视不够的质量型指标正发生着向上的变化，与此同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现在看来，这个过程将延续较长时期。面对这样高度复杂的局面，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受干扰，稳步推进，从容应对，千万不能对此变化的某些侧面过度解读，从而惊慌失措地采取饮鸩止渴的对策。总之，我们应有战略定力。（经济日报记者 赵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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