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平台平台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律
习主席此次专程访英，是中国一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外交行动。而英国几乎是以一种狂热的情绪来欢迎中国领导人的到访，也证明这是一次双方真正互有需求的“拥抱”性质的战略行动。两个大国的这种战略交集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中英两国在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有着共同的战略需求。
中国在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后，目前已经面临着一个战略转型的关口。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需要自己的经济转型升级。这一点不仅是外国专家的观点，也是在中国取得政府和绝大多数民众的共识。自2012年习近平、李克强组成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班底之后，中国领导层对内不仅大刀阔斧地推进反腐革命、产业调整，对外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与金融领域的合作，并且重新调整了中国发展的国际路线：海洋大国与丝路强国齐头并进的发展方向。中国对内对外的大动作倍受国际社会的瞩目。这一系列动作，既有中国新班子的战略规划，也是中国发展到这一阶段后自身转轨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尽管中国最近的经济增长率只有7%左右，却依然是令人羡慕的速度。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转型升级足够富余的资本：中国以各种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储备外汇竟然高达4万亿美元(2.7万亿英镑)。因此，中国必须用好这笔巨款，使自己获得转型升级的必要知识和可以真诚合作的战略伙伴。显然，能够满足中国转型升级条件的国家，只能是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转型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知识结构和发展经验，而这样的需求，只能由原来的发达国家提供才可能满足。其他国家可以与中国建立多种战略伙伴关系，但涉及到发展的转型升级，即便有心，也是无力了。
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除开传统的战略伙伴外，亟需从发达国家中寻求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发展伙伴。中国当然希望能够与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构建这样一种战略关系，而且中国巨额外汇的很大一部分就以美国国债的方式存在。中美两国既有合作的空间，但同样有很多因素制约着两国关系的深化。其他发达国家，有些与中国关系也不错，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它们也有帮助中国转型升级的经验和技术，但由于对中国经济转型后可能会产生的对自己经济的冲击，以及中国科技发展在一些德法原本领先领域所带来的挑战，对与中国构建类似战略伙伴的努力虽然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但却没有足够的热情和胆略，亚投行未能领先加入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它们是否能与中国发展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有待观察。
在这一点上，英国是一个难得的战略伙伴。在这些原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中国做过很多尝试，但到目前为止，只有英国能够并且愿意满足中国这种战略需求。这是因为，英国同样也面临一个战略转型的问题。英国自二战以后，国家本身的实力和地位一直处于变动下滑之中。随着殖民地的独立，大英帝国逐步退回了原来的英伦三岛。为了维持世界大国的地位，英国先后以三环外交和加入欧盟来应对自身面临的难题。然而，到了新世纪，英国同样面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转型问题：依靠英美特殊关系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已经不可持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英国付出的多，坚定地支持美国政策却并未获得应有的收益。其次，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所遇到的挑战超出了英国的承受能力，尤其是欧元的麻烦和最近的难民问题。这样的挑战或许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会遇到，但对英国而言却是致命的，因为这些决策对英国而言都是选择题。往往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另一个。所以，英国必须调整自己发展的战略方向，使自己在保持世界级影响力的同时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选择中国作为下一步发展的战略伙伴，对英国而言几乎是完全的红利：除开引起美国的略微不快之外，似乎并不需要承担过分的其他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国的合作是一道论述题，英国不需要再做痛苦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英国可以提供中国转型升级所缺乏的金融、知识产权、高级制造技术、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产品，这是英国的“支出”；而收入方面则可以大量利用中国的资金，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这样，英国原有的发展经验以及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优势可以重新在中国寻找的自己的用武之地，并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这样一种互补性的合作具有牢固的基础，双方领导人也以高度的战略眼光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决定了这一合作双赢模式的可持续性。目前各界十分关注习主席在访英期间签下的大单，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亮点，但从一个战略高度看，这些大单只是中英两国战略发展关系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无论多少，以平常心待之即可——不必以多签单而狂喜，也不必以某一单未签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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