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与公关公司联手“夺食”新闻敲诈成共同牟利工具
涉及此案的上海润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鑫麒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都是在业内堪称领头羊的财经公关公司。在《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网、《理财周报》等大肆收取“保护费”的过程中，财经公关公司与之相互勾结、共同获利，而且数额巨大。
上海润言董事长连春晖回忆，从2010年起，财经公关行业的乱象越来越严重，无论是一线财经媒体还是二三线财经媒体，都想分一杯羹。如果企业没有向各路媒体告知“合作”意向，则基本上难以幸免于负面报道。“这种扭曲的交易不断生长，成为现实中的一大市场毒瘤。企业对这种媒体环境既恐惧又无奈，除了合作别无选择。”
“我们成了媒体收取‘保护费’的帮凶。”上海润言公司执行董事陶凯说，润言公司与财经媒体合作，促成企业客户与媒体签订“广告合同”，换取媒体对企业的负面新闻少报道、不报道的效果，即“有偿不闻”。
福建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是受害企业之一。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吴徽荣说，该公司要上市的消息在证监会网站上预披露后，润言公司等财经公关公司找到他们，希望签订财经公关服务协议。
吴徽荣说，润言公司介绍媒体时，列了包括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下属媒体在内的一个清单，上面除了媒体的名字和合作费用之外，另外两列重点提及该媒体是否善于报道负面新闻以及负面案例。“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九牧王公司和他们所列的第一梯队里的媒体签约。”
“公司之前已从上市公司那里了解到，要成功上市就需要过媒体这一关。一些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往往故意捏造或者夸大事实，撰写企业的负面报道，以此来要挟企业与其进行合作。”吴徽荣说，“我们公司在上市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因为媒体的负面报道，小则影响股价，大则导致上市推迟、失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我们支付了合作费用300万余元。”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有类似遭遇，公司董事刘翔将这种做法称为“潜规则”。他说，所谓“潜规则”，就是有一些企业在上市期间因为被一些财经媒体进行负面报道而耽误上市进程，甚至被中断上市，因此企业才会出钱通过财经公关公司处理媒体发布的负面报道，也就是相当于出了“保护费”。
上市期间，海康威视公司被迫与润言公司合作，让其负责对公司负面报道的处理及正面宣传工作。
然而，海康威视公司上市之后还是难逃被敲诈的厄运。2012年初至2013年3月，《21世纪经济报道》及21世纪网、《理财周报》先后登载“深圳5.26事故视频造假”“海康威视77亿订单撂荒两载、平安重庆项目或重新招标”“77亿重庆合同重大变故、公告出现前出现离奇大宗交易及大股东减持”等报道。
看到负面舆情后，海康威视公司找到润言公司，以向《21世纪经济报道》及21世纪网支付35万元“广告费”的代价，删除了相关负面报道。
除了IPO企业之外，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与上述财经公关公司还将敲诈勒索、强迫交易之网撒向更多企业。
沈颢承认，旗下媒体的这些新闻敲诈行为，自己不仅是默许，更是领导者、支持者、协调者和参与者。“我很早就知道这是涉嫌犯罪的，这种非法模式在媒体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对于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出现越来越多的这种有偿不闻，其实我跟沈灏多次提过。”陈东阳说，但沈颢听不进去，畸形的营收手段裹挟着太多的利益纠葛，已经无法回头。
忏悔：媒体应坚持为公共利益服务
如今，对于亲手打造了一纸风行的沈颢和他的创业伙伴们来说，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沉重：除了自己难逃法律惩处，《21世纪经济报道》被责令整顿，21世纪网被责令停办，《理财周报》被吊销出版许可证，21世纪报系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长期小问题的累积终于造成了崩溃，悔之晚矣！”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沈颢站了起来，展开长达3000余字的悔罪书，表达自己的痛悔。
“作为总裁，要负很大的责任。”沈颢说，自己不应该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目标有时不合实际。媒体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媒体又需要通过商业活动获取收益来维持自身的发展，这使得媒体业在定位上有天然的矛盾冲突性，需要特别的平衡。
“公司业务这几年发展较快，由于自己一直更多地从事采编工作，对经营业务较为陌生，也由于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和管理能力上的短板，所以在经营管理上过于松懈。久而久之，方向发生了偏差，酿成大错，直到走上了违法的道路而不自知。想起来觉得非常愚蠢，又十分痛心。”沈颢沉痛地说。
对于“有偿不闻”造成的社会危害，沈颢也一一列举：
——深深伤害了被侵害的企业。企业不仅遭受了财物上的损失，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划也被打乱了，企业与媒体的关系陷入了一种错误的恶性循环中。这种事件蔓延后，实际上也扰乱了资本市场，甚至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深深伤害了媒体自身。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以“公信力至上”为目标，但这些行为却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新闻媒体本应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在新闻报道中应秉承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不应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更不应为商业利益所左右。而“有偿不闻”行为玷污了新闻业的这些基本原则，不仅使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失去了公信力，也使整个媒体业蒙羞，使社会对媒体业发出质疑，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媒体业最宝贵的社会信任度。
——深深伤害了记者，撕裂了他们的职业理想。记者报道的选题要受制于公司牟利的需要，写或者不写以及怎样写，稿件完成要不要刊登，很多时候成为“新闻敲诈”的筹码。
“这种忏悔的过程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受，非常痛苦，痛定思痛，我想只有经过这种欲火重生的阶段，才有未来凤凰涅槃的机会。”沈颢说，“违法者必须接受法律的处罚，我也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以自己的真诚努力去赎罪。”
陈述结束之际，沈颢再次道歉。“如果以后有机会，我愿意(向被害企业)登门致歉、负荆请罪。我也要告诫新闻媒体业的同行们，要以二十一世纪传媒案为教训，彻底清理行业不正之风或者潜规则，坚持媒体公信力至上的原则，坚持为公共利益服务，以二十一世纪传媒与我个人的悲剧为警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经历了这次事件后，希望社会公众重拾对传媒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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