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经济问题是核心命题之一，故我们称之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是二战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通过若干国际组织、跨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的积极参与，通过订立相应的“硬道理”与“软规则”，指引、引导和约束政府和企业行为。这些国际组织和跨政府组织包括联合国及旗下相关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西方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APEC、WTO、10+1、10+3、东亚自由贸易区、20国集团(G20)、TPP、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迅速发展起来。在林林总总的国际组织和跨政府组织中，有的就是经济性国际组织，有的直接或者间接地与世界经济相关。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最初的经济议题相对抽象，可归类为“南北问题”(贫富问题)和“东西问题”(体制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和纵深发展，一些传统上由政府主导的权力开始向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和跨国公司转移、让渡和扩散，全球经济议题越来越专门化、多元化、区域化。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中国这一开放经济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中国在加入“世贸”之前，美国对所谓的“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采取一年一审的做法，西方各国亦唯美国马首是瞻，导致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框架极不稳定，海外资本既不敢在中国进行重大投资，也无法与中国企业签订长期的贸易协定，2001年中国“入世”后情况才有了很大改进。不仅如此，作为最活跃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开放经济体、中国元素和中国思维方式(Chinese Way)对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正在产生或者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民币成为SDR货币。
2、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变迁
解释和解读中国近40年开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变迁是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这种解释和解读不能仅作“纯文本”分析，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脉络和国际秩序，更不能仅做“特殊性”分析而回避“普适性”。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是编外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认识也较为“冷淡”。例如，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主体之一，但当时中国对它的基本态度，是认为跨国公司通过采用不公平贸易来掠夺全球资源，因此应该对跨国公司有所限制。事实上，跨国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催化剂、同盟军”。
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和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以来，中国开始有选择、有条件地接受既有的国际规制和秩序，行为和态度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接受者兼学习者。当时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当遇到麻烦问题和挑战时，常会把西方的理解和解决方案直接置于中国情景和问题之上，我们称之为“西方打分”效应。“西方打分”效应看起来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行为，是市场行为，其实隐含了西方文化的输出，包括价值观、规则和行为标准等。长此以往，“西方打分”效应会限定和固化中国认知问题的思路，从而可能引申出简单化的结论。产生“西方打分”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西方影响和中国不自信是两个基本原因。
首先，“西方打分”效应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美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先生对中国的认识。他认为，越是受欧美影响较强的区域，中国特色就越弱，相应地，受欧美影响较弱的区域，就表现出较为浓厚的中国特征，西方元素甚至完全不见踪迹，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现象。因此，他假设存在两个整体：作为整体的、稳定的中国和传统，以及作为整体的、形成冲击合力的现代西方，并基于这个假设提出了“冲击—回应”学说，认为促使中国发生变化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的冲击，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这是一个十分宏观的解释体系，但如此概括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存在很多漏洞：中国特征和传统是否就稳定到了无法出现自身的裂变？中国变革是否必须来源于西方冲击？回答是否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