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两条不相干的新闻引起大家的热议，一是湖南人李作成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陆军司令员;二是湖南有7人增选为两院院士，为湖南在历届增选中最多的一次。一文一武，一张一弛，内在的联系自然都是“湖南人”三个字，瞬间唤起许多人对往日灿若星河的湖湘人才的记忆，也再度引起人们研究湖南精神、湘人气质的热情。《湖南日报》据此专访了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谈湖南人精神。(《湖南日报》2月3日)
事实上，文治武功，一直都是湖南人精神内核之一。正如朱汉民教授所言，一方面，湖湘地区注重道德践行的士风，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杨度、郭嵩焘改等。尤其是曾经求学于岳麓书院的王船山，创造性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成为古代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就充分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的知行统一观，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是湖湘地区具有蛮性气质的民性，崇尚激进刚烈抵抗的方式，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比如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黄兴、蔡锷等。
学者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诚哉斯言。
这里所谓“湖南人”，指的是湖南士大夫群体，即书生型的政治家、军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既有深厚的传统儒学根底，又有很强的担当精神，综合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才情和霸气。这是一种合圣贤与豪杰为一体的人格理想。“圣贤”所代表的是一种坚定的价值信仰和身心实践;而“豪杰”体现为一种坚勇的气质、开拓的能力、经世的事业等等。
可见，湖南人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三严三实”有着高度契合度。“严”是内圣，一种价值修养，一种心灵慰藉;“实”是外王，开拓创新，勇于打破桎梏，实事求是。从湖湘学派创立开始，就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事中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左宗棠提出：“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正是在这种力行思想的影响下，近代湖湘人士皆具有“严于修身，实在干事”的特点。
这也可以解释，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上的突然“发力”的根源。美国汉学家裴士锋在撰写《天国之秋》时，发现自太平天国以来，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反清革命领袖中有一半是湖南人，同盟会中湖南籍成员最多，而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则有整整1/4是湖南人。
单纯从地理位置上解读是缺乏力量的。因为在中国漫长历史长河中，只有近代湖南人突然以一个星光闪耀的庞大群体，迅速走向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但通过拼接近代湖南人群体的精神路线图，可以断定，屈原当是近代湖南人极易追溯的第一个精神高地，既是圣贤，写出绝唱《离骚》;又是豪杰，以最为激烈的方式纵身跳进滚滚的汩罗江。不过，真正激励湖南人奋勇实践、克难奋进的，还是曾国藩。若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可以一辈子持家教子，修身养性，每日早起、静坐、读史、养气。可太平天国来了，曾国藩的心动了，组建了湘军，此后，与左宗棠(湖南人)、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
如今的湖南人，同样秉承湖湘一脉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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