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2)
当前我国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因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所需，也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与主要问题，改革的方法是长短结合，长期而言要以深化要素改革为核心，短期而言则要打好“五大歼灭战”；改革的核心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各类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改革的目标是通过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进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我国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益。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冯俏彬
当前我国急切呼唤深化供给侧改革
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在世界各国当中的排名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以前的不足2%上升至10%左右。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从总供给角度，以制度供给和结构调整为核心，推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所释放的惊人的制度红利，也与1998年我国政府以极大决心与勇气加入WTO，迎来新一轮制度变革大潮，主动融入国际贸易与全球化市场有关。
回望过去，尽管正确的需求管理对中国经济成长功不可没，但供给侧的系列重大制度变革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真正的、最强劲的动力。但总体而言，一个完善、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没有厘清，还存在着很多政府对市场的不当管制与干预，在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供给侧要素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这是推进供给侧改革主要的根本原因。
1.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
我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向工业的巨量转移是支持我国获得当今经济发展的主力贡献因素之一。但是，据学界测算，在2011年前后，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以数量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度颓势已现，近年在各地不断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以及劳动人口工资明显上升，对此就是明证。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已呈现明显老龄化。有研究表明，在未来十年间，我国老龄化社会程度将超过日本，超过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通观全球人口与国力的变化史，人口基数与结构的变化对国力、国运有着长远而决定性的作用。
2.土地管理制度僵化，自然资源消耗过多过快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供给抑制十分明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邻近城市的农村土地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现行土地制度管理过于僵化，导致大量农村土地在转为城市用地的过程中，利益天平过多偏向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引发诸多激烈的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在这种情形下，另一种声音以保护农村、保护农民的口号下，阻止市场与工商力量向农村的扩散，又从另一个角度延误了农村在现代化大潮中应有的发展，使我国本来就十分巨大的城乡差距迟迟得不到弥合。归根结底，这与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缺乏在城市化背景下的走向判断有密切关系，与土地制度本身涉及到各相关群体的巨大利益调整高度相关，是制度供给滞后的另一个例子。除土地之外，我国其他各类自然资源方面，也存在着定价机制缺失以及政府发展经济的强烈动机之下的粗放使用，已经造成了近年来各方面有深切感知的、公众意见十分强烈的各类水、土、气污染问题以及资源能源过多过快消耗等严重问题。
3.金融抑制明显，对实体经济支持不足
无论是从外汇储备还是国内储蓄上看，我国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但从资本的使用效率上看，从实体经济得到资金活动滋养的程度上看，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居全世界之冠。一是利率市场化到现在仍然只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二是金融市场主体“大小不均”，主体国有比重过大而民资、外资比重过低、超级银行占比过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占比过小。三是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主板市场占比过大而创新板、新三板、场外股权交易市场高度不发育。这些导致长期以来我国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对就业贡献最大的广大中小企业得不到合理的融资支持，实体经济升级“突破天花板”得不到支持，“三农”领域的金融支持始终盘桓于政策倡导层面而实质性进展十分缓慢的主要原因。
4.科技教育体制僵化，创新“驱不动”
各方公认，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应当而且必须转向创新驱动。早在党的十六大文件中，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但从进展上看，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格局还未得到根本扭转，一方面我国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数、专利申请数快速增长、名列世界前茅，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向产业、市场的转化率不到10%。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激发科技人员、企业创新研发的体制机制不畅通。一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明显滞后，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三是人力改善供给机制被行政化、违反规律的落后制度机制而扼杀，创新人才还未充分涌现。四是狭窄的部门利益阻碍，这在今年以来互联网在与传统产业结合过程中，各类磕磕绊绊的事例中特别明显。5.政府管理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严重滞后
政府是垄断性供给制度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的巨大增长与政府管理理念的调整、方式的转化、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类利益纠葛日渐复杂，当下政府在供给端以改革为取向的系列制度方面已经大大滞后。一是关键功能不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远未到位，目前各地一再呼吁的“多规合一”始终未有实质性进展，2015年6、7月份震动国内外的“股灾”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二是关键领域改革不到位，如上文提及的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人口战略调整等，慢于社会预期。三是政府支持经济发展手段方式陈旧，仍然习惯于替代市场，习惯于以“政”代“经”。以“补贴”、“优惠”代替扎实的市场环境与市场基础建设，近期在政府主推的棚改、中心市区交通体系等方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质量与效果还有待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面临的实质性门槛仍然比较高。
此外，在涉及市场环境与体制机制的其他方面，也还面临着一系列约束，如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明显、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待加强。这些都表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距离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方面还有待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