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观今日，“路见不平、掉头就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拔刀相助的事却越来越少见！换句话说，就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在全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淡薄。今天，我们富起来了，物质条件好了，但是内心却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虚弱。老一辈共产党人那种惩恶扬善的历史担当、对平等正义的追求与向往，曾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共产党人一旦失去了这种英雄气概，必然会失去担当精神，也就会逐步丧失正义感，继而失去对社会正义的向往、追求和坚持。
2008年6月底，“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省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后，石书记第一时间赶到前方处理突发事件去了。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上任7年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可谓成绩显著。据说当石宗源书记追究责任找他谈话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群众给烧了？
我觉得，瓮安出了那么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责任时之所以还感到“冤”，反映出其错误的政绩观和社会正义感的缺失。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
“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提法和观念近年来大行其道，包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增大投入、促进发展这固然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来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丧失了坚定性。导致在内部，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了疑问、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们也失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
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真是岂有此理！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一件事。参观期间，时任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上甘岭战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我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这两个高地你们当时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们当年只靠两个连守卫这两个高地，但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的斗争也如同争夺“高地”，我们还有没有如此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高高擎起阵地上的旗帜？
然而，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动放弃了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我们放弃坚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恶果。
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干部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潜台词是：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如果，共产党人今天真走到了这一步，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已解答过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就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上，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就是《红岩》的内部版本，讲的是革命年代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最后出卖了基层组织。他推荐大家一定认真看看这本书。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每人买了一本。可是，如今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问题，这让我如何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直率、很尖锐。
一个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如果失去内心的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一步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上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从纳粹德国搜到的许多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据为己有。克格勃因此向斯大林举报朱可夫贪污。斯大林便派朱可夫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其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检讨过失、沉痛不已，最后落款都不敢署上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军衔和职务，只写了“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当他身处的环境中缺乏权力监督机制、制约机制，一旦权力过于集中、欲望膨胀之时，就出现了贪污腐化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够为我所用、用之管用？就如同中科院的一位领导同志所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难道就能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了？这不科学，也不严谨。然而，对这样一本并不十分严谨的书，我们的重视程度甚至让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呢？我想，不结合中国实际而一味“山寨”别人的思想，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