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光明日报记者 晋浩天 王斯敏 张胜
有这样一项学术研究，它的进展牵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切，因为它“非常有意义”；有这样一项学术使命，中国学者矢志为世界贡献属于中国的思想智慧，让中国话语更具影响与力量……
今天，这项谋划20年完成的宏大工程初战告捷——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纂的《马藏》首批成果公之于世，这是约50名学者近4年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更是当代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学术性成果的全面、立体呈现。
为什么要编《马藏》
《马藏》有多重要？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时，专程来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参观《马藏》编纂成果展览，询问其进展情况，并称赞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
引起学界重大关切的《马藏》，究竟是什么样的工程？
围绕“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和办学原则，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提出了旨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的若干重大举措，而《马藏》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浩大的工程之一。
“《马藏》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文献的汇集与编纂，旨在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整理及文本的再呈现，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世界传播与发展的相关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马藏》主编顾海良的回答简洁明了。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马藏》副主编孙代尧表示，我国学术界，至今尚未有人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相关文献系统地搜集、汇总、整理并出版。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文献编纂，这一应该且只能由中国人完成的工作，此前也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国家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借道日本等国传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一经传入，迅即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革新，并为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在《马藏》编纂与研究过程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裴植也发现，对于社会主义初入中国时的传播状况，当前学界尚无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编纂《马藏》成为共识，北大自然成了牵头承担研究重任的不二之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执行院长孙熙国解释道，北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诞生地，有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的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编纂一套系统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和发展的历史文献典籍，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设，是北大应当肩负的使命和学术担当。2015年年初，北大启动了《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具体实施。
《马藏》解决了什么
为了使编纂工作精益求精，《马藏》团队这几年基本将全部精力扑在了这份事业上。一个星期两到三次例会雷打不动，随时跟进《马藏》研究的相关情况。对于研究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随时沟通随时解决，甚至对注释的语言表述、插图目录和内容、原书表格的转换、编者说明等诸多细节都提出了标准与要求。
由于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文本太多，时隔年代久远，因此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存在很多难题。《马藏》团队成员孙代尧、李翔海、巩梅、刘庆霖等跑遍了全国各大图书馆和档案室，在国内外相关文献单位支持下，他们先后收集到1917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始文献包括著作40余部、报刊文献数百篇。为了更全面地汇集文献，《马藏》团队去年还进行了全国重点地区文献普查，足迹遍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上海、香港等地。
此外，《马藏》团队还前往“文献富矿”日本考察。庆应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亚洲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文献机构都留下了他们查找文献的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日本多地的探访，让他们收集到了清末民初出版的珍贵文献若干种。
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仝华看来，虽然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研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在这方面，仍然有大量文献资料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和整理，而已经挖掘出来的一些原始文献，由于种种原因，在利用的过程中，多有讹夺、失真的现象发生，造成了有关历史和理论研究的结论失于准确，缺乏说服力。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藏》团队成员王保贤举例说，“比如1902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岛村满都夫著，赵必振翻译的《社会改良论》，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中，长期以来都被国内学术界当作‘社会主义出版物’看待。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并非如此，进而否定了这一结论。将该书收入《马藏》，可以生动反映出百年前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时国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有助于读者较为直观地体会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并通过比较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提高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能力。”
还有一个细节。在早期的文献中，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名，布鲁塞尔、伦敦等地名，都有多种甚至数十种译名，“因此，我们制定了要求和标准，对于翻译进行统一规划。”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冯雅新说。
“《马藏》的推进不仅要厘清一些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问题，也要给国内外学者提供更加便捷、准确的材料。”在顾海良眼中，《马藏》研究还有更重要的作用与意义，“编纂《马藏》时，我们不仅聚焦马克思思想本身，也非常重视挖掘和呈现思想形成的过程，在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本理路中，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
怎么用《马藏》
“《马藏》不是简单的数据汇编或者是对原有文本的复制，而是强调对所收文本进行必要的研究、考证、注释和说明，以凸显《马藏》汇集与编纂为一体的学术特色。”《马藏》总序这样写道。
“因此，文本呈现是《马藏》编纂与研究的首要工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蚌珠介绍，在文本呈现的基础上，《马藏》以页下注释的方式，对原书中的人名、地名、著述、历史事件、组织机构进行注释介绍，对原书中书写、翻译、排版错误进行更正，对于生僻字、异体字、通假字、过去经常使用现在很少使用的字词用语进行说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文本评述，以“编者说明”的方式对文本形成的流传过程进行描述，包括介绍底本的原貌、作者、译者、出版机构、历史背景、不同译本和版本演变情况，还包括文中涉及的重要概念和史实、文本传播状况、文本的思想倾向等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强调，《马藏》编纂的意义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的文献资料汇编，也将对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的工作就好像是‘挖煤’‘洗煤’‘炼煤’。”《马藏》团队如此形容自己的研究——“挖煤”是前期寻找文献，“洗煤”是对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汇编，而“炼煤”，就是对《马藏》进行持续研究，建设好《马藏》文献中心，为众多学者提供一个权威、全面的平台。
正如顾海良所说，《马藏》工作的成果不仅体现在文本成果中，还应当反映在后续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超越现有的研究模式，发掘出近代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世界先进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更深层次的规律性，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
对于这项研究工作，顾海良有更长远的规划。他认为，《马藏》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不能脱离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需要突破单纯的“感想式”研究模式，拓宽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深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思想研究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记者还了解到，《马藏》编纂和研究工程还有一个宗旨，就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北大将通过《马藏》工程，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学科博士生、博士后人才的培养工作，让参与《马藏》编纂和研究工作的年青一代，不断提高学识学养，提升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将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领军人才。通过《马藏》工程，北大将聚合一大批国内外优秀学者，形成有特色的研究群体，远期目标是形成影响世界的学术流派。
(光明日报北京5月4日电)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05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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