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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儒家担负着家国天下的责任耕耘人间，道家遵循着生命本源的朴素超脱世外。
看起来，儒家比较沉重受缚，而道家比较轻灵自在。但其实，作为各自成熟的学问体系，儒家和道家的圣贤，尽管外表形式有别，内心却是一样的自由无拘束。
比如孔子形容自己，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七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修炼到了能够随心所欲地为人做事，然而再怎样任性而为也都是在合理规矩之内的，不会逾越禁区去触犯规则、冒犯他人。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自由状态么？他已经完全忽略了社会的一切限定、束缚、刻板、教条，这些禁忌都不会让他感到受限、为难，他可以自由地驰骋于人生，却于规矩礼教秋毫无犯、于人际往来言行适度，他能成为一个最快活舒服、也最令他人感觉舒服的人。
所以，无论是脚踏实地的儒家，还是仰望天空的道家，他们不同的人生信条只是对生活哲学的探讨。而对生命状态的存在，他们毫无异议地都认为，不管在朝堂、在闹市还是在山林、在陋巷，都可以、也都应该，自由而活。
甚至，提倡法制、法度严明的法家，也不与自由的本质相矛盾。自由突显出秩序，在有形的层面，所有的自由都有其边界，法度之内是令行禁止，那么相对应的，法度之外就是行动自由。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自在，无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蛮的乱象。所以法家的“明法度”，其实是更好地规范了“享自由”。
如果在现实社会的严格秩序之内，一个人的灵魂依然能充分体会到自由，这样的灵魂才真正具有力度，甚至具有艺术性。中国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受案牍之劳形、受朝堂之艰险、受宦海之沉浮、受宵小之倾轧而感觉受到待遇不公、受到制度禁锢、受到官场奴役、受到志向束缚的时候，他们释放自我的方法，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隐逸而不问世事、不是投降给世道艰难而躲避退缩——他们总认为，遁入世外不是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负重前行中锻炼出一颗豁达自在的隐士之心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所以，他们选择在任何困境里都去努力自我调节，他们写诗、作画、弹琴、读书、品茶、赏花、雅聚、清谈……这些内容都构成了他们快乐纵横的自由王国。
他们有一片美好的隐士山林，就在自身的书房里；他们有一片理想的世外桃源，就在自家的花园里；他们有一片放松自我的精神沃土，就在自己笔下的诗文里，尤其那些田园诗、山水诗、风景诗，都带领这些文人寸步不离闹市而尽享山野田园之情。对外，他们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对内，他们书诗文之美而养其心。种种陶冶心灵的行为，就是他们官场的后花园，就是他们生命的自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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