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网北京8月11日讯(记者马常艳)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驶入了增速换挡、动力转换的新阶段。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近日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面临“三期叠加”特定阶段和外部环境压力，但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仍然能够实现，而途径就是改革，包括国资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等。
“三驾马车”中消费对GDP增速贡献将增强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经济“半年报”，上半年GDP稳稳站在了7.0%。管清友认为，上半年经济回升动力主要来源于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增加值。
数据显示，上半年第二产业增长6.1%，第三产业从7.9%大幅回升至8.4%。二季度金融业逆势高增长17.4%，而过去金融业增速均值为9.6%，占GDP比值约为8%。管清友分析称，如果金融业增速回到9.6%，会拖累GDP 0.6%个百分点(7.8%*8%)。
较之以前，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率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政府以GDP为纲的考核机制引发了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锦标赛，投资和出口超常增长，而消费占比不断下滑。管清友认为，未来经济增长将强调消费在GDP中的贡献，而农民工消费提高则是重中之重。这需要户籍改革、土地改革和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改革有效地缓解了劳动力紧张问题，带来了新一波的人口红利。这新一波人口全部由农民构成，该部分人口会在创造经济增量的同时收到相应的报酬，贫富差距会因此缩小。管清友表示，当新一波的农民转化为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率自然会被拉升，整个社会的总消费支出将增加。
政府正在经历由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的转型过程。在开源节流的基础上将资金更多的投向公共服务。当供给能够满足原住居民和新居民的利益不发生冲突时，改革的红利便会逐渐释放出来。管清友说，当户口由农村转变为城镇，伴随着“五险一金”的待遇的骤升，农民必将会减少预防性储蓄的需求，间接地提高消费水平。
除了工资性收入，管清友表示，随着土地改革不断深化，农民财产性收入也将得以提高。针对土地改革明确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和市场化问题，管清友说，“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对农民来说可谓一句千金，它使得农民摆脱了“离开又舍不得，留下又不甘心”的困境，放心大胆地走向城市，让土地在家里生钱即可。而当该项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也会随之增强。
中高速增长增长最强动力来自改革红利
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也发生了重要转换。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大红利的驱动。从供给端看，内部的人口红利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推升了储蓄率和潜在经济增速。从需求端看，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带来了外需的爆炸式增长和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外向型增长模式的基础。管清友分析称，目前内外两大红利正在加速衰退，这势必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管清友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未来中国经济，依旧能够通过改革红利释放实现中高速增长(6%-7%)，而增长动力和潜力在于打破过去十年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对冲潜在增速的下行压力。
首先是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
第三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
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内外因素不会使改革搁置或暂缓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是好的,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有人担忧，在稳增长压力较大背景下，为保持一定增速，宏观调控可能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会使预定的改革搁置或暂缓。
对此担忧，管清友表示大可不必。他认为如果不稳增长，体现在数据层面就是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一季度财政支出和基建投资下滑，公共部门支出收缩是不符合当前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基调的。一方面，经济底线思维依赖基建扩张，偏紧的政策可能会造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生长空间也可能在偏紧的政策之下受到挤压。“经济底线守不住，金融风险加大，改革也会遇到挫折。”
管清友认为，稳增长与调结构改革未来将会并行。“我们看到稳增长的过程中政策其实是定向发力的，可见政策导向是将稳增长赋予到调结构当中，稳增长和改革并不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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