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我们搬新家了,住在8楼,有空您过来看看。”搬家那天,已结婚13年的刘正堂鼓起勇气给远在四川的岳父打了个电话,邀请从未来过他家的岳父过来走走。电话那头,他的岳父连连答应。
刘正堂所说的新家,在云南省昭通市靖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2019年12月18日,在外奔波了十几年的刘正堂终于告别了30平米的出租房,带着妻儿住进了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小区房。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彻底离开两红岩。”刘正堂说,他的老家在昭通市彝良县中鸣镇麻窝村民委员会两红岩村民小组,那个出门就得爬坡下坎的“山卡卡(方言,指两山之间比较平坦的地方)”,他生活了20多年。迫于生计,从2004年开始,他就在外过起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1999年,我高中毕业考取了西南林学院(现西南林业大学),但因家庭条件差等原因,最终只能放弃。”刘正堂说,大学没上成,在家种了几年地后,便与其他兄妹一样,来到沿海开启了打工的生涯。
刘正堂介绍,2005年,他在福建一家工厂打工时,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江群芳。“谈了一年恋爱后准备结婚,但准岳父却不同意。”
“当时我的家庭条件差,岳父不想让女儿跟着我吃一辈子的苦,所以一直反对这桩婚事。”刘正堂说,岳父看着女儿不听劝阻,执意要跟他结婚,便给他俩撂下了狠话:“你俩要是结婚,我一辈子也不会踏进你们家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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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堂家的老房子一角。(供图)
“他说到做到,现在大的儿子都十二岁了,岳父一直没来过。”刘正堂说,对于岳父撂下的“狠话”,他们一家也能理解,毕竟当时的家境十分糟糕,老家经历了40年风雨的老房子,屋顶瓦片透着光,简陋而危险;在昭通的出租屋,只有30平米,根本住不下。
“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不敢怪岳父。”刘正堂说,他跟妻子江群芳结婚时连酒席都没办,这事儿他一直内疚到今天。
但刘正堂内疚的事,在江群芳看来并不重要。“我看中的是他的为人处事,并不在乎跟着他吃了多少苦,只要两人和和睦睦,再多的苦都是甜的。”江群芳说,他们也一直坚信,只要努力,好日子总会来的。
2012年,刘正堂跟妻子结束了异乡的生活,带着6岁的儿子回到了云南昭通,在市里一水果批发市场旁花1500元租了一个30平米的房间,一家三口挤在里面过起了拮据的生活。“后来嫌贵,就搬到了只需600元一年的顶楼加盖房,这一住就是7年。”刘正堂说。
为了能给家人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刘正堂在水果批发市场蹬起了三轮车。“每天起早贪黑,活儿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一百多元,没活儿的时候,一分钱也挣不到。”刘正堂说,妻子也在市里的一家服装店打工,一个月只有1500元的收入。虽然很努力,但他们每年都得借钱用,年年入不敷出,最终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年,昭通吹响了“挪穷窝、断穷根”的建设号角,在昭阳区靖安镇选址建设跨县安置区,刘正堂成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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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堂住的小区一角。(人民网虎遵会摄)
2019年12月18日,刘正堂举家搬到了距离昭通市区只有20多公里的靖安,住上了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小区房。与他一同搬家的,还有来自大关、永善、昭阳等6县(区)的近千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告别大山,如何才能让搬迁群众有活儿干、有钱赚,当地党委政府积极择优选择企业落户当地,在安置区打造“扶贫车间”,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在扶贫挂包干部的推荐下,刘正堂也到安置区就业创业扶贫工作站提供的公益性岗位上班。
刘正堂说,告别了大山的束缚,他们一家也算是开启了新的生活。“现在我每月能拿到1400元的补助,妻子江群芳则跟老乡合伙,在安置区开了个占地600-700平方米的家具店,自己当起了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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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堂带着两个孩子。(人民网虎遵会摄)
“要不是党的好政策,真不敢想这辈子还能离开麻窝村,住上小区房。”刘正堂说,居无定所的日子早就过够了,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也算是对得起岳父和妻儿了,也有足够的勇气邀请岳父来家“认门”了,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说完,刘正堂又拿起电话,联系刚搬迁过来的群众,落实他们的务工需求。忙活几分钟后,刘正堂才挂断电话,回头说:“这几个刚来的,我已跟扶贫车间联系好了,明天就可以带他们过去上班,确保每个搬迁过来的群众都能有活儿干,有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