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不仅再次集中阐述了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方法和实现路径，更首次面向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的殷切希望。作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我备受鼓舞，更深感责任之重大。
习主席在论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反复强调了两个要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的实践总结好。我以为，以上两端，是建立、发展和完善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体系的不二法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绝非凭空产生的，它的深厚基础存在于我国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因此，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入手，将这些实践总结上升为理论体系，是发展我国经济学体系的基本道路。
在我看来，至少存在如下领域(肯定不止这些)，已经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入手处。
第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最近，国际计量史学界披露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工业化是3000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他事件虽很有趣，但不重要。因此，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接下来的问题是，工业化如此重要，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它首先发生在英国？西方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因为那里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是通过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实现的，继而实行了宪政，在意识形态上，则归功于启蒙运动，等等。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研究而且可能产生世界影响的论题。按世界标准，中国的传统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但我们显然走的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我们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步步坚定地走下来的。我们实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我们的工业化既有类如“承包制”的体制变化，也有维持集体所有，通过乡镇企业的成长壮大而取得重大进展，等等。归纳而言，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集体组织的有效转型，构成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抽象出其中成功要素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当可对世界的经济学发展做出中国的重大贡献。
图为李杨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发言
第二、人口：从负担到红利
近来，理论界乃至政府部门都在谈人口红利。大约的意思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收获了几种红利，其中，人口红利作用最大。但如今(大约从2009年开始)，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完毕，今后我们需要创造其他的红利，比如改革红利，云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今人人言必称人口红利，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在我们这代人上大学之时，说到人口，从国内到国外，从政策到理论，众口一词地认为它是中国发展的“癌症”、“死荷重”。
这又是一篇大文章：同样一个人口，如何从谈之色变的癌症，变成一个令人难以忘怀因而时时追忆的“红利”，阐述清楚导致人口从癌症到红利转变的体制、机制、技术变化过程，发掘出其中的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将向世界，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奉献出无与伦比的经济理论贡献。
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公民社会不得不忍受的负担。理想的情况是，政府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与此对应，从“单个的人”出发，基于所谓“理性人假设”，伴之以“看不见的手”，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庞大体系得以建造并发展起来。从实践上看，西方经济学大致上反映的正是西方经济社会的实践。
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国，“良治的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小政府，而是好政府。任何不怀恶意的人都承认：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但是，囿于西方经济学，很多人在极不情愿地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却都认为，这只是某一发展阶段的情况，一旦越过这一阶段，中国还须向“小政府”、“守夜政府”退却。更有一些心怀叵测者套用西方经济学概念称，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此轮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从而，事实上也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整个基础和体系。就连那位曾妄言“历史终结”的福山先生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全面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之经验，认真分析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从功能和体制机制角度加以研究，构造一个从全局(而不是个人)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政府应有的作用及其行为规范(不是守夜人)，再进一步构造出一个政府、企业、居民各安其责、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抽象出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创造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中国梦”是能够实现的。
第四、破解发展的“双缺口”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门大分支专门研究发展问题，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从理论逻辑上说，发展经济学基本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展领域的延伸。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双缺口”理论，大约说的意思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落后，是因为那里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发展的缺口：一是国内存在储蓄缺口，二是对外存在外汇缺口。因此，破解双缺口，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最终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这次危机证明，虽经多年发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双缺口的状况基本未得改善，这才造成：在危机的头几年，广大发展中国家固然获得了高速发展，以至于有“双速脱轨”之说，然而，当美国开始“量宽退出”，大量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回流之时，人们沮丧地看到，“双缺口”依然如故。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注意到又一个事实：自1994年开始，中国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摆脱了“双缺口”的束缚；依凭丰裕的国内储蓄，中国经济可以不受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冲击，“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在这个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长期并存、互相支撑，既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的前提条件，也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这种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础。
这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总结这个奇迹中的关键环节、关键性体制机制变动，并由尔总结出若干概念、范畴，进而用某种逻辑将它们构造成体系，势能形成一套极具说服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这套学说，当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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