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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中欧班列发车仪式。
这几天的两会会场上，“一带一路”成了多家外媒最关心的议题，几乎每场发布会必被问及。3月8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三次被问到“一带一路”。世界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六年，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越来越多，人气越聚越旺，道路越走越宽，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新起点，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如何推进，牵动世界目光。
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和推动者，接下来需要把握几个“关键点”，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走稳、走远。
一是要加强“一带一路”原理论建设。“一带一路”发展至今，需要一套成熟的理论来概括它的学理基础和逻辑，体现其对以往相关理论的超越，“一带一路”迫切需要“原理论”。未来“一带一路”研究不能只是政策分析或政策解读，要有“原理论”；不能总是讲“一带一路”不是什么，要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即它的具体内涵以及衡量指标究竟是什么。目前看来，“一带一路”研究要讲清楚以下三个层次的内涵：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
二是要加强“一带一路”学科体系建设。据统计，六年多来中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成立了众多“一带一路”研究平台，目前已经达到300多家。参与“一带一路”研究的外国知名智库已有50多家，中亚、东南亚、欧美国家的主要智库纷纷组织研究团队，开展“一带一路”专项研究。海内外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陆续面世，中国学者目前已经出版了400多本“一带一路”相关著作，国外知名智库的相关报告也有100多份。在“一带一路”研究日益成为“显学”的大背景下，未来几年“一带一路”研究要朝着体系化、学科化建设的方向迈进，要整合国内外的研究力量，搭建有全球影响力的“一带一路”学术研究平台和智库合作机制。
三是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硬联通与软联通的结合。过去六年多的时间里，“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硬联通”方面成果斐然，其代表性成果为港口、高铁、核电、大坝、园区等“重资产”项目，这些项目投资较大、周期较长、风险较大。未来，中国要尽快充实“轻资产”案例库，要打造一批有品牌价值、润滑效应的轻资产项目，如餐饮、旅游、科技、教育、中医药等。提升中国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品牌价值，补足关键工艺、关键零部件、关键原材料等软肋，增强国际市场的绿地投资，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上去”。“一带一路”的“软联通”项目有助于实现“通心工程”。
四是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希望同中国一起开拓第三方市场，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与国际跨国企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为第三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未来几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取得越来越多的积极成效，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与“一带一路”的意愿将会更加强烈。中国要利用这个契机，与有关国家及其企业一道，扩大第三方市场的合作范围，积极创新合作模式，支持中资企业参与联合投标、共同投资，开拓新的市场，实现优势互补，实现“1+1+1>3”的共赢效果。
五是要加强“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不只是贸易和投资，还包括对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建设，这是“一带一路”能否行稳致远的机制性要素。二战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主导着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制定权，这套制度设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频频出现问题，越来越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现状。未来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机制化建设问题，在提升自身制度性话语权的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是物质性和理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较少。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有区域性制度产品属性，但不是全球性制度产品。未来，“一带一路”秘书处、国际合作委员会等常设机制建设应进入倒计时。在国内，国家级“一带一路”研究院应提上日程。
六是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风险管控与舆论引导能力。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毋庸讳言，“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我们要有先手，也要有高招。过去六年，关于“一带一路”出现了一些负面声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碰触到了他们最敏感的红线区域。这也意味着西方国家的态度会从局外旁观到干预搅局。未来几年，“一带一路”建设将全面考验中国的战略定力与战略智慧。
七是要加强中国城市与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质量。过去六年，很多中国城市制定了参与“一带一路”的规划，但对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参与质量不高，很多规划存在同质化特点，有顶层设计，但微观的基层创新不足。另外，历史、地理等优势常常被提及，但缺乏产业优势。在企业层面，国有企业参与意愿和能力较强，民营企业则稍显不足。未来几年，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前者、后者需相互助益，政府与企业是“一带一路”的两个轮子，需同步驱动。未来“一带一路”真正需要的是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世界一流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
过去六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几年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可以说，“一带一路”是21世纪的伟大倡议，一个突出特点是随时在“动态性调整”，如最初提64个国家概念，到“丝路沿线国家+丝路相关国家”，再到今天的“丝路共建国家”。应对“动态性调整”的问题更需要智慧，为此要凝聚全球智慧，这也是这一伟大倡议的魅力所在。
赵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海外网特约作者；曲鹏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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