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经逝去的2014年，既不平凡也令人难忘。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脉动，学术思想在观点交流中蓬勃发育、精彩纷呈。
本期纵横，我们摘编《人民论坛》杂志2015年1月(下)评选出的“2014年度最具价值”观点，出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
见解独到、富有新意的观点，无不来自于对伟大改革实践的观察。这些思想灯火，照亮了改革前路，也为中国未来提供更多有益启迪。
——编者
刘世锦：要让质量来决定速度
我国正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过程中，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的关系尤为重要。现实中，有些地方虽然GDP增速不低，但主要上的是大项目，吸收当地就业甚少，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不多，资金杠杆加长、风险加大，甚至还可能加剧生态环境破坏。而有些地方增速较前些年有所降低，但就业、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风险控制、环境保护等方面情况不错，有的指标还逆势而上。如何保持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是增长阶段转换期始终面临的重要挑战。质量决定速度，速度服从质量。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稻葵：经济最大的网是政府
新常态下中国的大国发展路径如何才能成功？最关键的是政府这张网。互联网20年前被引进到中国，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但不要忘记，除了互联网之外，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张网是政府这张网。这张网如果不改善自己的运作效率，如果不跟上形势，那么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顺利。要想提高这张网的效率，政府必须在很多领域退出。比退出还难的是，政府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俞可平：治理是“用”而非“体”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个总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现了制度建构的两个核心内容，即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在政治学界，国家治理现代化一直是这些年的热门话题。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大都跟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比如现在老百姓最头疼的环境污染，还有教育、医疗、治安等等。这些问题就是治理的问题。如果把所有的治理问题上升为体制的问题，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很大的被动。治理，更多的是工具理性，不是价值理性；用传统的术语来讲，是“用”而不是“体”。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周其仁：厘清“政商关系”边界
政商关系是我们面临的最重大挑战。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更重要的是把反腐变成一套体制、一种文化。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其实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怎么划。政府不够强，谁都不听他的，没有政府界定产权、定分止争，这个市场就垮台。可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张宇：牢牢坚守“宪法经济观”
与西方国家宪法相比，我国宪法包含着部分独有内容——由总纲所规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的方向与原则。这些规范作为经济建设的最高依据，反映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制度特色、制度要求，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宪法经济观”。贯彻“宪法经济观”，最主要的是必须一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不搞私有化，不搞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另一手坚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重回“一大二公”的老路，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江：虚无历史就是虚无价值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情绪，逐渐扩散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在文学领域表现尤甚。创作上，肆意篡改历史、臆造历史；批评方面，放弃对文本真实性的坚守；文学史写作，则将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驱逐出去。凡此种种，都对历史本身构成了瓦解和伤害。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趋向，又与文化上的消费主义和解构主义等西方后现代思潮汇合，构成更强大的冲击力和颠覆力。文学“虚无”历史，更大的危害是对价值的虚无，本质上就是“虚无”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强：防范贫富差距两种极端
在贫富差距问题上要防止两种极端。第一种极端是，少数人垄断财富，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多种社会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属于很高的不平等程度。第二种极端是民粹主义的社会风险。我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底层群体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民粹主义。要高度警惕民粹主义对中国可能造成的风险与危害。以上两种极端互相关联，越是贫富分化严重，民粹主义就越有市场，就越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张颐武：以乡贤文化滋养价值观
乡贤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属于士阶层文化在中国乡土的一种表现形式。传统社会中，士阶层是社会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社会文化精神的倡导者。他们出门为官，回乡之后就是士绅，起着维护本地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古代，中国的行政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治理就要靠士绅来维系，他们是文明的传承者和价值观的守护者，是传统社会里的乡贤。乡贤文化就是维系庞大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房宁：封闭体制束缚智库发展
我们的科研机构，科研体制，对智库的发展不利。首先，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操作工人。现在有很多分门别类的专家，但能够面对完整问题的专家少了；国家需要一种前瞻性、战略性、整体性的研究规划时，这样一种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是不适合的。第二，现在绝大多数所谓的智库都是大锅饭，智库人员没有竞争压力，进到体制里来就可以生存。第三，现在是两张皮，还沿袭过去的科研评价体制，圈子是封闭的，质量由自己评；但是自己评价自己不重要，服务对象评才重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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