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刘宾 为河北金融学院副教授
新时期推动制度创新的必然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对于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制度创新”在创新体系中尤为突出，它为科技、文化创新构建良好的制度氛围。
制度创新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机构顺应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表明，本质上，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或者旧制度内部的调整变化，都是顺应历史规律的表现——落实在制度层面，即表现为“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政党，在新时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梦”奋斗的过程中，必然选择和自觉顺应这一历史规律。“制度创新”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内聚力”，弱化地区间经济发展速度、水平的差异，强化省际之间的纵深合作，延伸物理连接网络的有效范围，全面调动经济发展动力。因此，“制度创新”是解决我国省际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途径，通过制度方面的一系列协调、变动和相互支撑，规避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复杂背景下的发展障碍。
制度创新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全面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新时期的新问题、新现象大量涌现，改革进入深水区。仅仅侧重于某一领域改革，往往会“四处碰壁”、难以协调。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突破束缚、全面改革，创新制度会打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的新局面。
制度创新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稳步实现的必然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中强调“两个一百年”的重要性，这一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并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时代号召”。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涉及到党、国家、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以及社会成员在社会公共管理中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程序化改造，使其更符合改革长远需求。就细节层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党建等多个方面入手，描绘了一个系统性高度匹配的改革蓝图，制定了全面创新的骨架结构，实现从空间到功能，从战略平台到交通网络的“功能互补、区域联动”大融合，这也就意味着在“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旧有的不利制度必然会消除，有利于协同发展的创新制度必然会涌现。
我国推动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阻力
战略新兴经济同样具有时代性，它源于“战略新兴产业”这一相对性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新兴”价值，体现在着眼长远水平的战略选择上，置于“十三五”新时期背景下，“战略新兴经济”更具有高度性，一则摆脱了产业选择方向及布局的狭隘性，二则适应新时期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经济），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的内涵延伸。而就当前而言，我国推动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除了制度拘囿之外，还包括制度差异下导致的四个方面要素。
第一，技术要素。科学技术与战略新兴经济存在不可分隔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战略新兴经济即“技术经济”。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技术层次呈现“颠覆式”更新，在信息时代，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等作为基础技术，实现了经济生活方式的重构，如“电子商务”引发的零售、物流领域变革。因此，战略新兴经济并非偶然的，它是建立在强大科学技术基础上的。
第二，产业要素。以“高级化”产业结构进行传统产业改造，有利于社会经济更健康、稳定的发展，目前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整体趋势是“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高能耗向低能耗”“粗放型向集约型”，以制造业、能源业、建筑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要摆脱发展疲软状态，必须向战略新兴经济领域看齐。一方面，传统产业主观上面临着高成本、低效益、高消耗的诟病，难以应对被淘汰的可能。另一方面，大量资金、资源涌入战略新兴经济产业群，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必然成为主流关注和主要组成部分。
第三，经济要素。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要素一直处于动态变化，20世纪80、90年代以简单制造业和手工业为主的经济要素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伴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缩小、人口红利消失、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衰落、城市经济结构同质化等影响，再加上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我国大中城市在发展中由于缺乏制度创新容易出现经济发展趋同的现象，这不仅造成经济发展效率低、冲突大，同时也加剧了区域经济不平衡。经济要素已经从资源、人力向资本、人才转型，要破解这一局面，战略新兴经济不可或缺。
第四，消费要素。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表明，经济发展动力将从要素、投资驱动角度，转入到服务业、创新驱动角度，相应地社会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国民经济收入不断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提供了“消费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也为战略新兴经济开拓了更多渠道。
制度创新推动我国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点
第一，立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合理选择战略新兴经济发展对象，既包括空间分布，也包括产业内容，以此为依据构建传统产业经济和战略新兴经济的协调机制。整体上，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活跃、科技资源丰富、社会体系完善，具备了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承载和支撑条件。再结合发达国家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经验，高端制造业是一个突破点，又是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优先选择制造业对战略新兴经济发展更为有利；同时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部署，打造一个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优势体系。
第二，基于长远规划构建战略新兴经济协同发展的机制。战略新兴经济发展必须注重规划，而一个基本措施就是侧重长远规划，避免同质性、低水平的建设。否则，战略新兴经济所提供的优势会很快被消耗殆尽，因此更有效地保障机制来源于国家层面为战略新兴经济制定的统一框架，保障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有序性，分别强调不同区域在创新上的不同功能定位，实行差异化发展和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问题，构建协调、互补、统一的协同创新体系。
第三，建立健全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平台保障制度。互联网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平台经济”，它打破了政府、市场、企业各自为政的存在形态，但同时又需要三方面共同作用，如政府层面，在法律、政策、税收等方面提供的支撑，从而减少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阻碍。一个优势平台的建立健全，本质上是不同促进机制的相互作用，即制度保障，这也是进行制度创新的价值所在。战略新兴经济平台建设有利于资源、人才、技术的重组，形成更有效的流动，为高新技术项目建设提供支撑。
【注：本文为2017年度河北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转型升级模式和金融支持政策研究”（项目编号：HB17YJ052）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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