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松地以前不叫这个名字，甚至可以说没有名，因为是云南省广南县麻风病患者的集中康复地区，外界都称这个村子为麻风村。后来，农加贵来了，成为村里小学教师。他给这个村子改了名字，叫落松地。
农加贵1986年来到落松地。他说，自己这31年来，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刚去的时候恐惧，怕自己如果有一天真的染上麻风病怎么办。后来害怕这些孩子们到外面读书、工作如果被歧视怎么办。现在担心如果我干不动了，这个学校和这些学生怎么办？”
农家贵和落松地小学学生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31年，每天都像停不下的陀螺
农加贵的一天是从早晨六点钟开始的。起床后，农加贵要为学校里的22名学生准备早饭。8点是正式的上课时间。对农加贵来说，直到这时，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才真正到来。
22名学生，分别就读于一年级和四年级。但是学校里只有农加贵一个老师，怎么办？“先让四年级学生预习新课。然后到一年级上新课，给他们布置作业。结束之后马上到四年级那里检查预习情况再上新课，然后布置作业。然后再到一年级那里检查作业。”一连串的“然后”背后是农加贵一天工作状态的生动写照。就像一颗停不下来的陀螺，农加贵结束上午的“错时”教学后，在11点的时候会和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准备午饭。下午两点到四点会再重复上午的“错时”教学。
日复一日，农加贵在落松地已经31年了，成为村里“一茬又一茬”孩子走出村子的领路人。
1986年，高中没毕业的农加贵辍学了。家里的叔叔看他总是闲在家里，就问他愿不愿意到麻风村当老师。“我不去。”农加贵一听就有了抵触情绪。农加贵家距离麻风村只有七八公里的路程，早就听说过这个令人闻名色变的村庄。后来在这位叔叔的一再劝说下，农加贵答应先到学校看一看。
“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是有一个医生和我的那个叔叔陪着我去的。有8个家长带着10多个孩子就来了。那些家长有跪着走路的什么样的都有。当时我就想走说我不干。”农加贵说的“跪着走路”，是因患麻风病而引起的肢端残废。
“医生就给我说，那些孩子是很健康的，想读书都没人教。”农加贵说。学校距离麻风村有一定的距离，孩子想读书却找不到老师，考虑到这些，农加贵在医生的劝说下，打算先留下来几天试试，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每天孩子到学校来上课的时候，家长不能在学校外面走动。孩子可以来，家长就不要进来了。”刚满二十岁的农加贵是真的害怕，万一自己染上麻风病怎么办。
当时，农加贵的代课费每个月只有19块钱。村民们知道他留下来之后，就商量集资了35块钱，消过毒之后才由医生转交给农加贵。“当时我就很感动，既然村民对我这么好，孩子们也没有老师教，我就决定留下来了。”村民们的温暖举动留下了农加贵，也为村里的孩子们留下了一位领路人。
一个老师的学校负重前行
落松，当地的方言，就是花生的意思。在靠近麻风村的地方有一片花生地。当年，有一些从麻风村出来的村民在外面找到了工作，再回村的时候，村民们就不愿意他们回来，把他们赶出去。这些人就在那片花生地里落脚。
“我的第一届毕业生要到外面读书，不敢写麻风村这个名字。我就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这些孩子写上了才顺利地到外面参加了考试。”农加贵娓娓道来改名字的原因。
31年间，这所小学一共招收了11个班(每三年招一次生)，有九个班的学生从这里小学毕业。
“以前向上级反映过。但是这个地方特殊，也不好直接调动哪个老师过来。他们就让我问一下自己的同事或者熟悉的人，有愿意来的就调过来。”但是直到现在，农加贵还是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以前(麻风病)传染性很强，但是现在医学发达，已经一点都不恐怖了。15年以前，我根本不会说我是麻风村的老师。一般去外地开会我都是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面一点。”农加贵说。
农加贵的家人还是留在原来的家里做些农活。他一个人周一早晨一早到学校，周五下午再回自己的家。最初，农加贵说只是去学校看一下，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真正留下。这个决定受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给他们做工作，他们还是很反对，”家人们的“抗议”没有影响到农加贵，“反正我好几天都不回家，一个人在学校那边住。”
农加贵刚来的时候，学校很小，只有20多平方米，什么都没有。现在，学校盖起了三个大教室，学生的课桌是标准化配备的，也有了让学生活动的操场。学校有一台电脑，农加贵说虽然现在还连不上网络，但是可以用U盘拷一些视频之类的素材到电脑里，放给学生们看。
落松地小学师生正在上课。受访者供图
甘当村里孩子领路人
农加贵有一儿一女。儿子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年少的时候，曾抱怨过农加贵：“老爸你在那边工作，我的同学、朋友问我我都不好意思说。”农加贵说儿子有时候只说自己爸爸是当老师的，是哪里的老师不会说，觉得很没有面子。“我就给他说，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只要好好干，不管别人怎么歧视你，你只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曾有人说他是“最美担当”。“哎呦呵……”农加贵听到这个词就笑了，“只是做自己该做的工作，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不能有遗憾，换个人去做也会做好。”
在落松地31年，农加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后悔过，“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去做了。而且大部分孩子都去外面工作，走上社会了。很有成就感，没有枉费对这些孩子们的心思。他们都很尊敬我，不管是在哪里工作或者是当领导也好，经常和我联系，心理很满足很高兴。”
农加贵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最担心的事情变成了如果没有人接替自己，这所小学的未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年纪逐渐大了，肯定有干不动退休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接替我，我就正常退休。如果没有人来，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会继续教这些学生。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没有人来接替自己。”
2013年，农加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既然入了党就得知道党的宗旨是什么，自己该做的是什么。不是党员的时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入了党以后更要把党给的工作做好。”农加贵说。
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呆了三十多年。一个人既是老师，也是校长，还是学校的厨师，图的是什么呢？
“我没有图什么，就是看到没有老师愿意来，而且我能把这些孩子教出来，都走出这个村子融入了社会。当了这个老师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中国青年网记者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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