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 臧峰宇
自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阅读欧洲学人的中国论著以及当时欧洲媒体报道的中国要闻和旅华人士记述的中国见闻，在世界历史视域中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的遭遇。他们分析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性质和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强调中华文明“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认为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国必将展现“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述中关于中国的论述至少有800多处，他们撰写的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文章主要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当时发动鸦片战争的西方列强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正在思考资本主义危机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两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过程及其结果对世界革命的影响。他们谴责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倒中国的围墙，进行“无比残忍的蹂躏屠杀”，“在对中国人的关系上把战争的所有国际法准则破坏无遗”，强迫中国进行鸦片贸易，战争的理由虚伪和空洞，这种行为绝不是所谓传播文明的义举，而是劫掠中国财富、侵犯中国主权的不义行径，在人类历史记录上绝无仅有。他们还评论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英国议会围绕对华政策展开的争论，分析了沙皇俄国的扩张企图，揭露了西方媒体的骗局，描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现实，指出自然经济的局限性和晚清帝国衰落的历史成因。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明晰的辨证视角，他们看到“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的中国人展现了礼仪之邦的文化素养，但经济结构落后的东方古国如果一味“墨守成规”“安于现状”，在闭关自守中居于世界文明之外，就将使社会生活陷于停滞状态，在西方铁蹄的践踏下遭遇极大的危险。马克思指出，“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是封建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晚清中国之所以成为西方列强意欲瓜分之地，是因为在“腐朽的”“半文明的”状态中昧于形势、甘于自欺，没有抵御列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此必须变革封建中国腐朽的政治统治，在革命中孕育新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历史格局中，认为在鸦片战争中压抑的中国火种必将爆发，“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马克思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因而，这场革命与欧洲革命是“两极相联”的，必将对世界文明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他们肯定了中国人民反殖民战争的英勇壮举，认为在抵抗强大的西方列强军队时，应采取群众起义、革命战争、游击队等多种斗争形式，中国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是“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了，“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中国“这块活的化石”不会在风雨中飘摇、沉沦，而会在社会革命中新生，并建立新的工业文明，开展现代商业贸易。
他们在运用规律研究社会发展走向的过程中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预见到世界发展格局的变迁，认为太平洋将像以往的大西洋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在太平洋沿岸的中国将在未来国际经济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在他们看来，中国将探索不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这也表明，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要符合各国具体历史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论述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他们的思想传入中国并持续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这种思想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拓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新时代，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创造新的历史，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展现了新时代的曙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认同，体现了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实践表明，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符合马克思的构想，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展现璀璨的光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