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张亚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科学把握新时代的“新”的重要内涵，要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去考察，要放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化的伟大变革中去认识，要放到中华民族日益接近伟大复兴梦想的伟大进程中去理解。
新时代是动力模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以往那种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投入的驱动模式，为扩大我国经济总体规模、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发挥过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劳动力供应出现拐点、资源环境的制约愈发严重，原有的“要素驱动”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新时代呼唤新动力，实现动能转换，由“简单粗放”转向“精耕细作”，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新时代新征程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逐步改变依靠“要素驱动”的初级驱动方式，为新时代增添强有力的创新引擎。
新时代是分配关系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的时代。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家作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调整，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物质基础。在客观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直面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主要矛盾决定了战略主攻方向。我们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充分表明，新时代是党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得到提升的时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地位的时代，是消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新时代是文明形态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时代。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相处的历史。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推崇人类“统治”，崇尚“战天斗地”“战胜自然”，往往只关注产业规模、经济增速、产出数量，而忽略环境和资源保护。往往竭泽而渔，只看重当代人的获取，而不顾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见物不见人，只看重“金山银山”，而忽略“绿水青山”，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对立和加剧起来。在“生态文明”时代，经济与环境、生态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将逐步得到改变，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损害最低化、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发展之路将得以彰显，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危及后代子孙需求的观念深入人心。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美丽中国”一词写入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这充分表明，新时代是扬弃“工业文明”、更加关注和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时代，是速度稳、结构优、创新强、效益好、生态美的高质量发展时代，是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人民更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时代，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时代。
新时代是公共事物由“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时代。对于社会公共事务，长期以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刚性“管理”模式。新时代的社会公共事务则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横向流动的复合型“治理”模式，更注重协调性、灵活性，明确了社会作为公共事务参与者的主体地位，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尽管政府依然是社会公共管理功能和责任的承担者，但是由于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不同行为主体间形成了一种有机合作关系，从而让更多行为主体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关心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明确社会作为治理主体的地位，会大大减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投机、搭便车等行为，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效益最大化。
新时代是国际战略由“韬光养晦”走向“更加有所作为”的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中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使我们从世界经济的依附者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游离者成为国际体系变革的推动者，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成为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的中国经验、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原则、中国价值开始走向世界，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等饱含中国元素的内容先后被写入联合国会议决议，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这充分表明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必将大有作为的时代，是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更多中国智慧的时代，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更好方案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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